“生化战”是一个颇为现代化的概念，是指以细菌、病毒、毒素等使人、动物、植物致病或死亡的物质材料制成的武器。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至今仍然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。生化武器是利用生物或化学制剂达到杀伤敌人的武器，它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。

不过很少有人知道，早在一千七百年前，匈奴人就将“生化武器”投入到战争中了。

在这场“生化战”中，匈奴人所造成的瘟疫让当时的汉朝人口在短短的百年间骤减五千万。可以说，这场“生化战”为中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祸端，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。瘟疫以后的中原社会时局动荡持续了近三百年的时间，使中原文明蒙受前所未有的灾难。

西汉年间，匈奴人将战马的前腿绑牢，然后送到长城关外，对汉军喊话道：“你们不是想要战马吗？我们将战马准备好了。”实际上，这些战马早就被匈奴人动了手脚，每一匹被送来的战马身上都有草原上特有的瘟疫。汉军把这些沾染了瘟疫的战马“引入关内，遂致人染病”。

为什么匈奴人会设此毒计呢？

因为当时正值汉匈战争的白热化时期，汉军节节胜利，匈奴人连连落败。为了抵御汉军，匈奴人想出了一招毒计，那就是用带有疫病的战马将瘟疫传播向中原，使汉军丧失战斗力。除了战马之外，匈奴人还将病死牲畜的尸体投放到河流的上游，汉军将士在饮用了含有致命病毒的河水后，沾染了瘟疫。

连匈奴人都没想到，这一“生化武器”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。

可想而知的是，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科学的医疗体系，汉人对于这种外来病毒毫无抵抗力。在瘟疫面前，汉人就像是任人宰割的牛羊。

在接下来的岁月里，中原人口的数量锐减。自黄巾起义直至晋武帝元年，短短的八十年时间里，中国人口骤减了五千万。虽然在这骤减的人口中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的遇难者是因战乱丧生的，但瘟疫同样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。八十年，五千万，这是何等令人胆寒的数字。

根据史料记载，当时匈奴人通过战马、牲畜传播到中国的瘟疫被时人称作“伤寒”，患有这种伤寒的患者会呈现两种症状：

一是患者的身体上会出现斑疮，这也是“伤”字的由来；

二是患者会发高烧并感到寒冷，所以称为“寒”。

伤寒症的死亡率非常高，东汉医生张仲景在其著作《伤寒论》中提到，张家有二百多口人，但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，就有三分之二的家族成员死于伤寒症。

那么，发生在东汉时期的伤寒，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伤寒”呢？

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数据，在缺乏医疗条件的非洲，伤寒症的致死率约为百分之十。显然，这两种伤寒不可相提并论，汉朝的伤寒症是一种更可怕的瘟疫。

我们且来看看汉朝伤寒症的一些细节。

首先，伤寒始于匈奴巫医在牲畜身体中投放的“蛊”，这种“蛊”能够让牲畜患病，却不会让牲畜病发，使牲畜成为活着的传染源；

其次，伤寒症仅发生在长江以北。根据这些细节，我们基本可以断定，这种伤寒症就是“流行性出血热”，这种传染病是通过动物（主要是老鼠）传播的。由于有长江这道老鼠无法跨越的天险，所以这种瘟疫并未在长江以南蔓延。

据此推测，匈奴巫医所使用的“蛊”，极有可能是老鼠的排泄物。

了解到汉朝瘟疫的情况，难免会让人细思恐极。也难怪魏晋时期会出现不少穿着宽衣、木屐的文人雅士，后世人都觉得这是一种风流不羁的情怀，殊不知这是这些人饱受病痛折磨的表现。

史料记载，魏晋时期的人们为了治愈伤寒症，会服用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物。这种药物具有让人出汗的功效，所以哪怕是在数九寒冬，吃了五石散的人也会身体生热，穿得非常单薄。此外，患有伤寒症的人身体上会有斑疮，如果他们穿着贴身的衣服，衣料极有可能将皮肤擦伤，所以魏晋时期的人们流行穿宽松的衣服。

公元375年，匈奴人入侵顿河草原，并故技重施，在此地开展新一轮的“生化战”。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，瘟疫遍布整个欧洲。

根据外国文献的记载，瘟疫让西方世界蒙受了巨大的灾难，公元444年瘟疫险些将不列颠人灭绝，维也纳与罗马也分别遭到瘟疫的侵袭，伤亡惨重。